揭香港廉洁之都炼成之路:廉署打掉大老虎树威严
“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正在铺展开来，更系统、更有力的腐败惩治和预防体系也正在建设中。在对贪污腐败全民喊打的时代，我们迎来了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0周年。
曾经的香港腐败盛行，满目阴翳。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廉政公署如同一把高悬的利剑，通过高度独立的运作，执法、防贪、教育“三管齐下”，成就了今日香港的风清气正。
内地向香港廉署学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在香港廉署的启发下，深圳经济罪案举报中心于1988年3月8日挂牌成立，那是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举报中心；内地反贪总局的成立，也借鉴了香港的经验。
时至今日，向香港廉署学习的程度还在不断深入，横琴廉政办“亮剑”，前海廉政监督局紧随其后，这些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香港廉署，内地廉政建设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得其形又得其神”，我们拭目以待。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香港的廉洁，也不是天生如此。参与过押解大贪污犯葛柏的前廉政公署调查主任黄国梁则曾经形容，“内地如今的贪污，和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香港比，只是湿湿碎(小菜一碟)。”
但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如今已经跃升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如香港廉政公署的广告所述，“香港，胜在有IC A C (廉政公署)。”从腐败到廉洁，香港廉政公署在这个城市的反贪工作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迎来了4 0周年生日，回顾这个香港反贪反腐之关键的前世今生，或许会给内地如今的反贪工作，提供一些启示。
“有水放水没水收水”
“警察向赌档收钱，市民去到医院要给钱那些护士和护工。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到这个地步。”当时香港的贪污问题一直是由警务处的反贪污部处理的，又当裁判员，又自己下场踢球。香港纪律部队，恰恰是香港贪污最严重的重灾区。
电影《岁月神偷》所描写的上世纪60年代香港，尽管罗家家境清贫，但面对定时来收保护费的鬼佬警察，依然要乖乖地将大部分收入上缴，典型的“从乞丐兜里搵食”。
这是当时香港社会的一个常态，即使连救命的消防队伍也是如此，“有水放水没水收水”，说的便是那时香港消防贪污腐败的写照，即是消防员到达火灾现场，如果没有收到贿赂，就不会救火，直接收队。
“警察向赌档收钱，市民去到医院要给钱那些护士和护工。社会风气乌烟瘴气到这个地步。”亲历那段岁月的香港市民刘先生说。现在的廉署高层，也有不少都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廉署署理总调查主任范势楚描述，那个时候跟政府公务员聊天，到结束时，他们总会不经意地提到，太太生日快到了，或者刚刚搬到香港，有宿舍，“很快就会有很多很好的家私、地毯或者酒之类的，搬到他的宿舍那里去了。”
这自然也有其社会原因，一方面，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加，香港经济发展迅速。但是，香港社会的资源因为人口不断膨胀而未能够赶上实际需求，从而助长了贪污的歪风。为了维持生计及尽早获取公共服务，普罗大众均被习惯以贿赂作为途径，并且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
而另一方面，对于贪污受贿的监管，也并不足够。廉署之前香港的贪污问题一直是由警务处的反贪污部处理的，又当裁判员，又自己下场踢球，效果可想而知。其时的香港纪律部队，恰恰是香港贪污最严重的重灾区。不少警务人员均滥用自身的权力，敛聚大笔财富，包庇各种非法罪行，甚至严重威胁香港的治安。刘先生说，当时走过铜锣湾，满街都是流氓、妓女，由于警察收受贿赂，黄赌毒盛行，社会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至于警务处的反贪污部，虽然名义上是为了处理香港市民对警务人员的贪污投诉，以及调查内部的贪污问题，但是鉴于警队内部贪污严重，如果对某人员作出调查，有可能连调查人员自己也被揪出来，因此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外界讥讽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由于大环境如此，不少警务人员也因为各种原因，被迫对贪污妥协，加入行贿和受贿的行列。连其时的警司韩德亦承认：“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警察都贪污。受贿更是生活中的一环，正如早上起床，晚上睡觉那样自然。”
百里渠爵士在提请成立廉政公署的报告中曾如是写道：贪污就像一辆快车，你可以登上去，那么你将变成富翁，你也可以在它的旁边走，知道它的存在但不告发它，那么你会相安无事；但你要是选择站在它面前，那么你肯定会被碾得粉身碎骨。
葛柏案引发市民反贪大游行
义愤填膺的市民开始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高喊口号，并且拉起“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表达诉求，学生的声音甚至被市民盖过，这是因为市民才是贪污行为的直接感受者和受害者，他们感触比学生更深。
但火药桶最终在葛柏案揭发时被引爆。这个时任香港警队总警司的英国人，为了逃避当局的调查，从启德机场乘坐飞机经新加坡潜逃往英国，一时间引起香港社会的哗然，积聚已久的民怨爆发。
翻看当年的资料，其实在警队内，葛柏的贪污尽人皆知。葛柏在1969年晋升为总警司，在1971年，一笔1.2万加元的存款，引起了香港当局对葛柏的怀疑，自当年《防止贿赂条例》生效后，警队反贪污部开始注意到葛柏拥有大批来历不明的财富，于是对他暗中展开调查。
在上周末的廉署40周年展中，展出了当年警方所发现、葛柏用于记录贪污的三个账本，共计200多页，详细地纪录了他的贪污信息。据指，葛柏详细列出清单，涉及各种黄赌毒场所，让部下按照清单前去收钱。
任职20多年，工资收入不过70多万的他，通过贪污受贿取得的收入，就达到了430多万，是正常收入的6倍。而当时在中环买一套房子，也只不过是2万港元的事情，换算成今日的物价标准，他属于亿万富翁了。
在贪污事实被揭发之后，律政司要求葛柏在10天之内，解释其财富的来源。换个角度思考，葛柏的出走，对于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深知香港社会贪腐现象严重，但一直又对其态度暧昧的时任港英政府总督麦理浩，终于看清了社会、市民对于贪腐是如何的深恶痛绝。
义愤填膺的市民开始走上街头，发出自己的声音。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客座副教授冯可立今年60岁了，回忆起40年前这场运动，他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我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常务秘书，学生们出于义愤，我们就决定组织游行。”
港大的学生开始在报章发新闻稿，呼吁市民参与游行。冯可立回忆说，他们提出要港英政府公布手头掌握的黑名单，成立高层次的独立的调查机构等要求，并在维园、皇后码头等地发起了三次游行。一开始只是以为只是港大的三四百名学生参加已经不错，没想到更多的市民参与进来，放眼望去有过千人参加游行。
学生和市民们高喊口号，并且拉起“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表达诉求，学生的声音甚至被市民盖过，冯可立说，这是因为市民才是贪污行为的直接感受者和受害者，他们感触比学生更深。也可见民情是多么激愤。
一开始，对于学生的游行，港英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出动了大批警察，驱散游行队伍，拘捕学生领袖，再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
打掉“大老虎”廉署立威严
反贪部门位于警察内部，而政府内部贪污问题严重，甚至连警察反贪部门都有贪污现象，导致市民对港府失去信心。在葛柏案中，廉署一举在民众心中留下权威印象，在成立首10个月中，廉政公署所接获涉及贪污的投诉达到3189宗。
麦理浩并非没有意识到，腐败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一个毒瘤。他在写给廉署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的一封信中，首先自承，对政府内的反贪情况掌握不足。他说，过往他以为贪污的情况，只是存在于一般低下层的官员，例如小贩管理，或者赌客，又或者只是的士司机。但是，葛柏事件对他来说，真的很震撼，因为他终于知道，原来政府内的高层官员，包括华人及白人，贪污的积习甚深，不得不动大手术，如果不向上层的害群之马大动手术，下层的贪污恶习无法根治。
他委任一个委员会，对葛柏案进行调查，委员会最终提交了《百里渠报告》，其反复批评，警察内部对葛柏案调查了两年多仍毫无结果，关键在于，反贪部门位于警察内部，而政府内部贪污问题严重，甚至连警察反贪部门都有贪污现象，导致市民对港府失去信心。报告提出，除非反贪部门能够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市民不会认为政府有心扑灭贪污。
随后，面对巨大社会压力的麦理浩听取报告所建议，提请当时的立法局成立廉署。1974年2月15日，根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麦理浩亲自前往医院病房，邀请在香港威望极高、又以辞职进谏反贪的姬达，做首任特派廉政专员。
在报纸登招聘广告吸引新血、从英国伦敦警察总部挑选人员为廉署提供专业协助……新成立的廉署，踌躇满志，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葛柏案。
依靠着一名在狱服刑的警司提供的新证据，廉署成立2个半月之后，葛柏在1974年4月在英国家中被当地警方拘捕，并于1975年1月在廉署人员押解下引渡返港。当时的香港社会，将对贪腐现象积累已久的怒气，全部集中在葛柏案上，甚至审理此案的华人大法官杨铁樑，都收到过两次恐吓信，要求他必须要将葛柏判以重刑，否则对他不利。
杨铁樑回应的方式是，当庭宣读了恐吓信，以昭示公正和不惧恐吓。如今他仍对当时的社会反响印象深刻，“但我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最终，香港法庭取信污点证人的证词和廉署的调查，在同年2月法院裁定一项串谋贪污和一项受贿罪罪名成立，判监四年。
廉署首任社区关系处处长余黎青萍说，刚刚成立之时，有人是对廉署存有敌意的，而也有很多人是怀有期望的，但更多人是持有一个观望的态度，毕竟之前反贪污的部门，成绩都不好。
“其实ICA C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大的反贪案，它只是宣传一种反贪污文化，鼓励私人去举报。”冯可立说，但是麦理浩也算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开始没被民众所看好的廉政公署，在葛柏案中，一举在民众心中留下权威印象，在成立首10个月中，廉政公署所接获涉及贪污的投诉达到3189宗。
警廉冲突 廉署首遇挫折
“我‘哇’一声就哭了出来。”无论多少次提起这一刻，余黎青萍都无法抑制情绪的波动。当晚麦理浩便发表了特别报告，公布特赦令。这可以看到，在一个贪污已经蔚然成风的社会，厉行反贪，要动真格，必然会惹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扑。
而在这些投诉中，涉及警务人员的，达到四成半，共1433宗。在打掉葛柏这只“大老虎”之后，廉署继续在警务人员队伍中将贪腐分子继续揪出来打，1977年，一年之内，廉署起诉了272名警务人员，当中145名被定罪，在当年10月首3个星期，更共有140名警员被捕，仅10月25日一日，便有34名警员被拘捕。
尤其是廉署正在调查的油麻地果栏集体贪污案，触及了华人社会中错综复杂的贪腐关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廉署，甚至直接拘捕了正在当值的警察，直捣警察宿舍抓人。有当年廉署的调查员回忆，廉署派出了50多个行动小组，甚至警察宿舍内每一层都有廉署的人，同时向不同的单位敲门、入屋搜查证据和拘捕疑犯，令整栋警察宿舍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这令在1969年才接受英国女皇所颁发的“皇家”头衔的香港警察队伍，经历了巨大的落差，以当时警察的地位，90年代的电影《跛豪》里有句台词形容，“四大探长”之一、九龙区华人总探长“雷老虎”吕乐“据说港督都没他罩得住。”
但如今却被人“踩上门”，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在太岁头上动土，1977年10月28日，两大执法部门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这一天，数千名警务人员及家属到香港警察总部操场集会，宣泄对廉政公署的不满，以及要求警务处处长施礼荣主持公道，向香港总督加以反映。集会过后，数十名警务人员走到廉政公署执行处总部大肆捣乱，又殴伤了约5名廉政公署人员。这一事件被称为“警廉冲突”。
有多紧张？余黎青萍说，那时警察都是带着枪的。而在纪录片《解密百年香港》中，前廉政公署执行处副处长徐家杰说，廉署执行处办公室的门甚至被前来捣乱的警察推得拱了出来，像孕妇的肚子一样，随时爆裂，有些女同事害怕到哭，廉署的同事只好搬来文件柜，一个叠一个地把门顶住。
面对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港督麦理浩最后决定，在11月5日发出一项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经被审问、被通缉及涉及特别严重的罪行外，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我‘哇’一声就哭了出来。”无论多少次提起这一刻，余黎青萍都无法抑制情绪的波动。她曾透露，当日，首任廉政专员姬达和执行处处长穿梭在港督府和她的办事处之间，内部开会讨论，尝试去衡量评估正在调查哪些案件，哪一个日子前的个案可以放弃但又不伤害公众情绪，最后当晚麦理浩便发表了特别报告，公布特赦令。
这是廉署成立后受到的第一次巨大挫折，余黎青萍在特赦令之后，一个接一个地去廉署地区办事处安慰同事，但她说，贪污的人就是要你放弃，但不少市民都打电话到电台、或者廉署举报电话去跟我们打气，同事也反过来安慰她，“大家个个心里都不忿。”
最终，虽然颁布了特赦令，但油麻地集体贪污案中牵涉到的100多名香港警务人员，最终被强制提前退休，但可以保留全额退休金，也有18名警长、警员和前警员，以及2名政府工商署成员，被法庭判刑。
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特赦令的评价是，麦理浩的妥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政府并没有就此屈服，对廉署的支持更是有增无减，但也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到，在一个贪污已经蔚然成风的社会，厉行反贪，要动真格，必然会惹来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扑。
“如有合理怀疑，廉署可查特首”
现任廉政专员白韫六说，延续了40年的独立身份，保证了政府部门中的其他高官，不可以对廉署发出命令或者要求廉署做什么事情，在廉署需要做调查的时候，就算涉及到什么高官，心里也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如你所见，廉署并未因此而气馁。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廉署锲而不舍地，向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警察四大华人探长之一韩森，追讨其在任时的贪污款项，穷追30年之后，最后才在2006年与韩森亲属达成协议，其家属同意交出约值1.4亿元资产结案。
也是这种坚持，令香港如今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廉洁的城市之一。廉署为何成功，成为了不少城市与执政者所研究的对象，而毫不例外的是，廉署的独立性成为公认的首要关键条件。“当年廉署直属港督，一切案件都要先报告港督，有了港督的命令可谓所向无敌，任何纪律部队都可以调查，是一柄尚方宝剑。”冯可立说，廉署的独立性，在一成立便被确立。
在电影《寒战》中，由刘德华主演的香港保安局局长，在面对传媒抛出的“廉署在将警务处副处长带走调查时是否提前知会他”的问题时，斩钉截铁地回应，“香港是一个践行普通法的先进城市，在编制上，廉政公署在行动之前，是不需要向我汇报的。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是香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
廉署的独立性，从法制上便已经给予了充分的保障。直至如今，廉政专员仍是由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指派，并且只向其负责，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廉政公署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和人事权，独立的调查和拘捕权，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
现任廉政专员白韫六说，延续了40年的独立身份，保证了政府部门中的其他高官，不可以对廉署发出命令或者要求廉署做什么事情，在廉署需要做调查的时候，就算涉及到什么高官，心里也不需要有什么顾忌。
独立性之外，令“如有合理怀疑，廉署可查特首”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被指接受富豪款待、接受红酒等礼物、在深圳租住商人豪宅，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任期间，便被廉署离岸调查，是否涉嫌利益输送，即有没有触犯“防贿条例”或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廉署经验：独立、保密获市民支持
廉署的成功，离不开市民的支持，因为如果根本没有人举报贪污，或者举报贪污的人很害怕，只是用匿名的方式，调查就很受影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支持。支持不仅仅是举报，还要挺身作证。”
而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所建立的廉署“三驾马车”，也令廉署在架构上，力求令反贪工作可以“滴水不漏”，即执行处肃贪让人不敢贪，防贪处推算贪污渠道让人不能贪，社区关系处到基层做思想工作让人不想贪，其中社区关系处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
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在此前接受南都专访时曾经表示，廉署的成功，离不开市民的支持，因为如果根本没有人举报贪污，或者举报贪污的人很害怕，只是用匿名的方式，调查就很受影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支持。支持不仅仅是举报，还要挺身作证。”
而社区关系处便是廉署里的教育机构，通过在社区、学校以及公共媒体上宣传反贪意识，令香港普通人认识到贪污的危害和支持肃贪工作，培养个人诚信并建立廉洁的社会文化。
蔡子强也认为，廉署对反贪倡廉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让有关的概念和价值深入民心，其中他举例，让香港耳熟能详的标语“廉署保密，密密实实”，便让廉署在成立之初能够迅速取得市民的信心，愿意挺身举报，相信廉署不会让举报者被秋后算账。
对贪污现象的“零容忍”也是廉署大力推广的理念之一，汤显明曾经举例，廉署成立早期，处理的案件中有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公立医院里打杂的大婶也收两元钱“小费”，警队收小贩5元钱保护费，“如果容忍了小的数目，就是容许细微的违法行为，违法是可以膨胀的。”
最终他也倒在了“零容忍”上。尽管数目不大，但汤显明被揭发在任内滥用公帑、公款吃喝超标、向宾客赠送超额礼物等，还是在香港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成为廉署成立以来第一位被调查的前廉政专员。“像汤显明这样，未必就是贪污，他只是浪费公帑，香港人也不能容忍。”冯可立说。
此外，完备的法律体系、公务员制度及日趋成熟的媒体与市民社会都为治理腐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一起成就了今日香港“廉洁之都”的地位。“廉署经过40年的努力，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功，但香港今天处于一个急剧转变的年代，能否继续克服种种挑战，我们拭目而待。”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蔡子强如此写道。